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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香港中文大学学刊《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三年七月号 总第 16 期
西方启蒙精神由于高扬人的理性和主体性，形成了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潮。再加上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科学的成就愈来愈证明宗教关于神、上帝与人之间的关係解说的不可靠，宗教对于精神世界的统治地位动摇了。人们开始由有神论向无神论转变。韦伯（Max Weber）认为，现代社会的产生与理性主义的兴起有著内在的联繫，对宗教的批判导致了神秘的宗教世界图景的瓦解。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说：“近两个世纪来，宗教一直处于防守的地位，并且大有招架不迭之势。这个时期是空前的知识进步时期。”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也说：“十八世纪哲学带有深刻的非宗教性。”启蒙思想的激烈反宗教态度，在思想界的主要表现，是将宗教看作是完全与理性对立，是束缚人的思想、妨碍理智进步的障碍。他们开始寻找代替宗教的方案。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在《审美教育书简》（Uber die Astj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中认为艺术应当能够代替宗教，因为艺术是一种能够深入到人们相互关係之中的中介，其所能够发挥的交往、建立共同感，产生团结力量的“公共特徵”，具有统一社会的作用。康德（Kant）试图把宗教改造成道德的宗教。黑格尔（Hegel）认为上帝只是一种精神、理性，是服务于道德的。显然，在社会不断向“世俗化”演进的过程中，近现代思想家试图以一种理性的、“准宗教”的方式，为思想、道德与社会规范提供合法性的根据。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评中，后现代主义者有肯定宗教社会作用的倾向。早期的后现代主义者仍然保留著某些启蒙思想的痕迹，试图寻找某种宗教的替代物，例如尼采与海德格尔，就希求以酒神精神或艺术来取代宗教。但后来的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思想的一个根本失误在于它对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宗教的’存在物估计不足。因为我们总是在寻求生活的意义，并且总是力图通过与我们理解的世界的终极本质保持一致来寻找这种意义。因此宗教在当今社会中仍有其重要作用，它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社会只有重建精神崇拜，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近代科学与宗教衝突的背景，为中国启蒙思想家认识宗教与社会的关係提供了理论背景。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以科学、理性、知识，批评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不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陈独秀提出了科学代宗教作为人生新信仰的主张，他说：余之信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脱，直“欲速不达”而已！由于近代以来宗教倡导者希望通过吸纳现代科学和平等思想，维持宗教在现代人中的信仰地位。“科学代宗教”的提出就是思想史上由近代转向现代的重要标志。众多思想家开始否定宗教作为现代中国人的信仰，纷纷寻找宗教的替代物。蔡元培提出用美育代宗教；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礼乐代宗教（后来又称道德代宗教）；胡适提出了宗教“人化”的见解；冯友兰提出用哲学代宗教。中国现代思想界建立新信仰以取代宗教的普遍而持续的努力，与近代西方思想家寻找宗教替代物的做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科玄论战是“科学代宗教”思潮的重要阶段。科学的人生观就是科学派用来代替宗教信仰的“替代物”。这在胡适的思想中最为明确。在他看来，宗教的“神”或“上帝”的万能已经打破，取而代之的应是“科学的万能”，而“万能”的科学也一定能在人生上显示出威力，产生出“科学的人生观”，作为我们的共同信仰。胡适提出用“公同承认的”科学的人生观来做人类人生观的最低限度的一致，使之扮演过去宗教的角色。他说：宗教的功效已曾使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统一欧洲（其实何止欧洲？）的人生观至千余年之久。假使我们信仰的“科学的人生观”将来靠教育与宣传的功效，也能有“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在中世欧洲那样的风行，那样的普遍，那也可算是我所谓“大同小异的一致”了。胡适提出“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作为最低限度的一致的轮廓。1926年，他在<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中提出用“人化”、“理智化”、“社会化”为主导观念和信仰，建立“人化的世界”。然而，科学派的这种“科学的人生观代替宗教信仰”的主张遭到了玄学派的怀疑。针对科学派的“科学万能论”，张君劢从知识论的角度反驳。他说像英国生物学家托摩生等西方科学家认为科学的力量有限，需要哲学美术宗教相辅助。他引托氏论科学与宗教的关係说，世界甚大，科学甚稚，故其答案必不圆满，即令答案已达圆满，则必有他问题生，而为人所不能答覆。即令答覆，可能不满人意。“欲求补充的答覆，惟有诗歌与宗教之感情。故视科学方法为达于真理之唯一途径，此吾人所不信者也。”即宗教和哲学、美术、诗歌等在认识人生和世界，满足人的情感方面永远具有价值，科学不能代替宗教。在这方面，梁漱溟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是在认为宗教的神话部分已没有存在价值的前提下，肯定宗教的必要性。他注意到，近世哲学随著认识论和科学的发展，开始否定传统的形而上学，神学形而上学也是讲绝对的，即想象一个整个的宇宙去讲，当然也要受到衝击和批评。他说：“宗教神学之命运，比形而上学更到了绝地，不但人格的上帝说不过去，就是那种泛神也是不通的。”但他并不认为知识论和科学的发达能取代宗教。他从学理上说明了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的根据所在。即“宗教必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他的事务”；“宗教必以对于人的知识之超外背反立他的根据”，宗教具有使人安心立命的作用。根据宗教的特点，粱漱溟考察了宗教的发展趋势。针对近代宗教的衰败，是受科学攻击的说法，梁漱溟说：“科学是知识，宗教是行为，知识并不能变更我们的行为，行为是出于情志的。”科学是一种知识和方法，并不是结果，科学的进步并不能解决人生的无常，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形而上学的疑问，以及人的情感怎样才能得到安宁的问题。从宗教的必要性来看，是源于对世间众生生活无常的感悟，感到这样的现象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世间便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只好寻求解脱，要求出世。所以宗教的必要是永远的。但宗教的出世倾向和人们的知识有叛离趋势。人们认为，人一般是情志强盛知识被抑时，糊涂地接受出世思想，而一旦感情冷静，知识翻身，宗教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可能。这是科学知识论者强调科学必然要代替宗教的原因。而梁漱溟却依据不可知论，认为宇宙人生的一些根本究竟问题，不知道何缘致此，便替他下解释说有上帝、造物主，“无论知识如何增进，得到解答，而始终要余不可知的一分”。这是宗教能够存在下去的根本原因。近代思想家运用不可知论一般会得出世上有神或天神存在皆不可知，因为二者都没有证据，所以宗教有神论不可信的结论，而梁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一点有可能与他认为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有关。在他看来，佛教是要人们生活美满后才有他的动机，即要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高级需要。而且，这并不是要压抑人的个性，因为要堂堂正正要求出世，他们叫做“还灭”，很不容易就信宗教家的无理解说，而要讨论辩难，其人的个性是很伸展的。针对感到“人生空虚无聊，人生究竟有何意义”，找不到圆满答案，才相信上帝，走向出世之路的现象，针对科学派必须提高人们的理性自觉，使其认识人生意义、从而远离宗教的说法，梁漱溟认为这是人们多情多欲，要求太强，计较太盛。一旦这误以为实有的找不著了，便骤失其重心，情志动摇。在茫无著落而急求著落的时候，才相信宗教。他认为，让人们自己认识自己人生意义的做法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这样做没有把整个人生看成一个整体，而硬要寻找、规定每件事的意义、价值所造成的。不晓得这样的意义似是而非，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因这种认定实际是科学的理智在起作用，而人的生活是受情志所支配的。这也是他批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倡导确立人生目的、寻找人生意义和价值的原因。这一点也与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的为人们设定一个目的和基础的批评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指出科学对人生的有限性，承认宗教对人生的积极作用，但他受时代的影响，在现阶段并不提倡宗教，反对中国人走“佛化”的人生之路。从如何使人生情感安定出发，他大体赞成倭铿提倡的精神生活、罗素提倡的灵性生活，以及美育代宗教之说，梁自己则论证中国是伦理（道德）代宗教的社会，儒家思想具有宗教的作用。只有注重精神生活的生命哲学、孔子人生哲学以及陆王心学可以像宗教那样作为人生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认为这样就会“将倾欹在外边的重心揶了回来，稳如泰山，全无动摇。因此而致情志动摇者既没有，即无待宗教去勖慰，使宗教之必要在此，宗教将为不必要了。”显然，这是从现实性上论证儒家人生哲学的宗教作用，这种说法为后来的玄学派提出回到宋明儒的心学开了路子。但后期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大都肯定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这时他们都认识到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且“对一切宗教思想都更能承认其价值。”这种思想倾向，与后现代主义者非常相似。这可能与60年代后的社会背景有关。 最后要说明的是，学界也有人认为，玄学派或现代新儒家是属于前现代的思想家。但我倾向认为，他们之间确实存在著时代的差异，但从思想观念看，玄学派的观念是前现代和后现代意识交织在一起的。由于玄学派吸收了被称为早期后现代主义者的超人哲学、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因此他们与后现代主义者在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评上有某种程度的契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安顿和人的自由的关心，他们所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强烈的表现。而两者最大的不同，是玄学派又认同传统的儒家，倡导生命哲学加上新宋学复兴，能够挽救现代人心，使人安心立命。而后现代主义者没有这种倾向。这可能与玄学派正处于从前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期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玄学派为甚麽在反对科学理性的同时，又把情感、意志、生命看成取代它们而影响人生观的东西，仍主张从形而上学关照人生观，这是他们受尼采和柏格森等人提出意志、生命等概念以取代理性作为认识实体的原因。而后现代主义者彻底消解了逻各斯中心结构，不再追求不变的形而上学结构。这或许是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时代性所造成的差别。
